中国烹饪协会供图
中国烹饪协会指出,今年春节餐饮堂食等各类线下消费场景加快恢复,线上单品消费保持一定旺盛势头,实现了餐饮的“开门红”。
北京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和电商等企业实现销售额50.9亿元,恢复至去年农历日同期的98%,较2019年增长13.2%。除夕当日,全聚德、隆福寺餐饮、又一顺餐厅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90.8%、66.2%、63.9%。
河北省37家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2766.9万元,同比增长6.53%;江苏省餐饮业零售总额达130.3亿元,同比增长9%;湖南省餐饮企业春节假期累计实现销售25.1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3.8%;陕西省重点监测餐饮样本企业的餐饮收入9532万元,同比增长43.8%。
西安市春节期间餐饮收入较去年同期翻倍,较2019年同期增长超过20%,创历史新高。成都市20个餐饮品牌30个门店年三十至正月初四实现销售收入670.6万元,同比增长45%-120%,人流量同比增长超过2.1倍。武汉市大部分餐厅上座率达到85%,部分餐厅达到120%。
春节深圳餐饮市场火爆,传统酒楼从年夜饭至年初六基本都客满,潮江春大中华喜来登店、五稻厨房国创店等当地著名潮粤菜年夜饭已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春节假期的点都德、蔡澜点心店的午市茶市翻台率1-2轮。深圳市政府持续出台餐饮扶持大礼包政策,助力餐饮市场回暖,分期发放1亿元春节消费券,刺激拉动消费。
在青岛市,商超内餐饮企业如大渔铁板烧,渔荷、开海等上座率与已恢复到往年同期水平,多家老字号上座率基本在90%以上。在南京,新街口、夫子庙、老门东商圈各大餐饮店客流量同比增长超四成。在扬州,各大商圈综合体年味足人气旺。武汉商圈也同样火热,范湖天街和万象城内餐饮业中晚餐上座率已达到150%,武商MALL米其林添好运华中首店,打卡者络绎不绝,巴奴、凑凑火锅营业至凌晨3时。
资料图 徐明睿 摄此外,中国烹饪协会调研数据显示,26.7%的餐饮企业的预制菜销售同比去年上涨。北京市老字号全聚德、便宜坊、旺顺阁、烤肉宛、曲园酒楼上新多款年夜饭套餐及年货礼盒,护国寺小吃起源店非遗小吃礼盒单日销售超1000盒;武汉餐饮业大胆创新的手提年饭礼盒,今年销售量达到了50万盒;山东本土餐饮巨头山东凯瑞商业集团精心准备了多种预制菜品,消费者可以通过食瑞鲜凯瑞商城小程序下单,该集团预制菜销售同比去年上涨50%。
美团外卖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北京、西安、广州、重庆、上海成为春节外卖销量前五位,其中热门旅游城市西安的春节菜品销量同比去年增长了62.84%,重庆增长了219.78%。其中,正餐订单增速同比去年增长14.1%,火锅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速14.6%,小吃快餐订单同比去年增速7.6%,烧烤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速2.9%,饮品同比去年订单增速31.1%,面包甜点的订单量增速同比去年增长10.5%。
数据还显示,异地消费较去年同期增长76%。其中,北京、三亚、成都、重庆、大理等地成为异地消费者堂食订单量最多的前5座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在餐饮消费火爆的同时,餐饮企业员工人手短缺的问题逐渐凸显。根据中国烹饪协会的调研,本次受访餐饮企业中50%的餐饮企业表示在兔年春节期间,员工人手紧张,36%的餐饮企业表示员工人手极度短缺。中国烹饪协会分析,餐饮业消费快速恢复之后,春节期间的整体预定量暴增,客流量大,是导致员工人手不足的原因,传统餐饮业除了依靠短期加薪等方式来激励员工,聘用小时工等方式缓解用工荒,同时需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现代化餐饮服务业。(完)
搜索
复制
发育儿补贴,鼓励生育就该着眼于“减负”****** ■ 社论 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减轻育儿经济压力。 近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初步拟定了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明确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原则发放育儿补贴,其中生一孩、二孩、三孩三年累计补贴分别为7500、11000、19000元,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无独有偶,济南日前也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应看到,自四川攀枝花市2021年7月在全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以来,包括云南、河北衡水等多地,都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这次深圳、济南等地对育儿补贴做出政策安排,挟大城市的身位推出实打实的激励补贴,意味着“发钱鼓励生育”的政策暖风,正更多地从中小城市吹到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大城市。 这显然来得很有必要:现实中,大城市虽然能吸纳更多的年轻人,但生育率往往更低,年轻人“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现象往往也更严重。这跟大城市里生活压力更大、工作节奏更快及精养模式对应的养育成本更高,有直接关系。 生育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在经济学视域下,生育的实质就是“人口的再生产”,其正外部性很明显,但高成本也会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生育养育的综合成本通常更高。要提升那些适育年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还得从为他们切实“减负”着手——这里面的“负”,首先就包括经济负担。 在此背景下,深圳、济南等大城市推出育儿补贴,无疑是直击适育年龄人口的真切痛点。拿深圳为例,其超大城市属性本就赋予了其育儿补贴举措以标志性意义,而相对较高的补贴标准和生育补贴对象扩展到一孩的补贴范围,也不乏范本价值。 鉴于深圳几乎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深圳5.36%的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线,以育儿补贴鼓励生育更像是政策靠前发力。也因如此,此举更容易起到示范作用,毕竟,很多地方比深圳更需要有效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一直以来,社会对发育儿补贴有些争论。有人会拿“低生育率趋势不可逆”去否定育儿补贴的存在价值。其实,应该看到,很多家庭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犹豫观望,都有生活压力因素考量其中,这在大城市尤其明显。发放育儿补贴,就算无法覆盖全部的生育养育成本,也能缓解许多家庭尤其大城市家庭的压力。而个中传递的“鼓励生育”导向,也会在营造向好预期中带来积极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发放育儿补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系统工程中的一步,而非全部。自2021年5月31日中央提出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多地推出了延长产假生育假、给予家庭买房补贴之类的办法鼓励生育。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更是出台了二十条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产假、医疗、教育、住房、财政、税收、保险等方面多向发力,旨在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给予育儿补贴,正与国家层面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减税之列的动作同向而行。 说到底,生育是一个家庭的选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民生问题。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以减轻育儿经济压力的方式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