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分到“糖”吃,民进党派系内斗“刀刀见骨”******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吴薇 王琪】由蔡英文一手主导的“行政院”改组,在1月31日画上了句号,但民进党内部不同派系间的2024“卡位战”,或许才刚开始走向白热化。纵观新“内阁”的人事安排,最明显的就是“派系共治”和“派系平衡”,但即便几大派系能够“雨露均沾”,“政治分赃”依然是民进党内斗不变的主题。而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只会让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只为权力,不为发展”越来越失望。
四大派系“都有糖吃”
先来看一下这次台“行政院”改组,各派系分到的位子:英系的陈建仁出任“行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是新潮流系、但与英系交好的郑文灿,属于“正国会”派系的前基隆市长林右昌出任“内政部长”。部会副首长层级,也基本上延续了该路线,像“涌言会”的阮昭雄出任“侨委会副委员长”,新潮流系的前台北市议员梁文杰任陆委会副主委。用台媒的话说,“各派系都有糖吃”。
上文提到的就是目前民进党内的四大派系。1986年该党创立之际,由在野政治人物与地方人士结合而成,各有其不同的政治理念,随后逐渐演变成派系。其中新潮流系的前身为1983年成立的“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可以说,“先有新潮流,后有民进党”。英系在2016年蔡英文当选后成立,以“小英之友会”为主体,代表人物包括陈建仁、高雄市长陈其迈等。“正国会”成立于十几年前,以“立法院长”游锡堃为代表,主要政客包括刚出任“内政部长”的林右昌等。“涌言会”于2016年由亲绿的三立电视董事长林昆海主导组成,俗称“海派”,以“立委”王定宇为代表。民进党还有一些小的派系,比如以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为首的苏系,代表人物是他的女儿、“立委”苏巧慧等。
各派系内部还有小的派系。前“立委”邱毅2月1日告诉《环球时报》,新潮流系内分为“南流”和“北流”,前者就是以赖清德为代表,“北流”是以郑文灿为代表,与蔡英文关系更为密切,而蔡英文也通过拉拢郑文灿制衡赖清德,分化南北流。此外,还有一些已消失的派系,像美丽岛系成立于1984年,以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许信良等人为代表,1996年后逐渐没落。
2006年7月,民进党全代会通过解散派系的提案,要求立即禁止以派系名义设立办公室、招募会员、收受会费、对外募款等,党职人员和公职人员任职期间应声明退出派系。台北驻日代表谢长廷成立的“福利国连线”就是在此时解散的。这份提案被视为冲着新潮流系而来,但该派系随即转到台面下,成立“台湾新社会智库”,继续培养接班梯队。
新潮流系不像英系等围绕特定核心人物,也不像其他派系只需缴纳一次会费,而是每个月依据职务缴纳固定费用,从助理幕僚的几百元新台币到“立委”、市长一个月上万元,这些钱成为其维系人员培养、选战布局的经费,也是其成为民进党实力最强派系的“秘诀”。“甚至比对敌人更狠”
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实行“派系共治”,各路人马不时结盟,分食“政治蛋糕”。像英系在2016年选举前势力较弱,因此选择与当时党内第二大派系“正国会”结盟。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建民2月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称,民进党内派系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一种政治文化,对权力分配至关重要,所以尽管陈水扁当年还废除派系,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派系存在发展的现实。他直言,“谈论派系,其实也是在谈论民进党内部的政治权力分配和斗争”。以2020年“立法院”为例,在民进党61席“立委”中,只有6人没有派系背景,新潮流系人马最多,有18人;其次是英系的14人;第三大派系“正国会”有9人。
“有必要这么急吗?”“4年前被你做掉,这次就是要把你做掉,不然要怎样!”2018年12月13日下午,大门深锁的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办公室尽管不让媒体靠近,但办公室内的呛声、激烈的争吵声,仍然从门内传了出来。当天,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甲级动员,讨论正副议长选举人选推举事宜,结果大家吵成一团,气氛火爆。最后,以时任副议长郭信良为首的非主流派7名议员愤怒地拂袖而去,走出会场时还不断痛骂“蛮干,太鸭霸了”。事后,郭信良与国民党、无党议员联盟结盟,经过两轮投票惊险当选议长。
为了分到“糖”吃,民进党各种党内选举往往杀到“刀刀见骨”,比这刺激的情况有很多,岛内媒体经常提起的就是2019年民进党党内初选,英系人马为了让蔡英文出线,操控网军大举攻击新潮流系的赖清德,逼得赖清德在记者会上不断“求饶”。
还有一些内斗是在台面下进行的。2021年3月,“涌言会”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被爆多次出入同党美女发言人颜若芳的住处,疑有婚外情,两人都声称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一时间,王定宇成了众矢之的。事后有媒体爆出,背后恐涉及民进党内派系斗争。前“立委”李俊毅称,有可能是新潮流系要保现任台南市长黄伟哲,而出手修理王定宇,这件事之后,王定宇要选台南市长大概就没机会了。一名匿名媒体人也在脸书粉专质疑王定宇的料是谁爆的。他说,一般这种婚外情被爆料绝大多数出自原配,但感觉王太太并不知情。联想到绯闻男女主角都是民进党的人,“除非自己人,否则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即使是媒体记者,若不是非常信任的自己人,也不会知道”,所以“爆料者只剩下一个可能,就是民进党自己人”。
王建民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起苏贞昌和谢长廷当初争夺党内候选人的情景。他说,两人斗争非常激烈,相互辱骂,除了政治攻击外,用的一些污蔑性语言“前所未见”,甚至比对敌人更狠。再比如,赖清德曾被蔡英文网军“修理”,他这次出头后第一时间就清除了蔡的智囊洪耀福,“这才是赖清德复仇的开始”。不过邱毅提到,蔡英文掌握行政机器,控制情报单位,英系可以收集证据放给媒体曝光,并用财税调查吓阻企业金主金援赖清德。
本质就是“分赃”
“派系共治”被民进党视为赖以稳定的“基石”,陈水扁曾在接受采访时称,他担任党主席时就有解散派系的声音出现,也通过了提案,但“派系解散不了”。
不过,一些派系被认为“前景不妙”。一是苏系,以前苏贞昌还能靠“行政院长”的权位维持苏系,现在将面对后继无人的处境。二是英系,该派别高度依赖蔡英文个人,也最大程度地分享蔡英文带来的“政治红利”。一旦蔡英文2024年卸任,本就组织松散的英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原来的不少成员为了各自的政治前途将纷纷改投新主,重新寻找政治靠山。所以蔡英文才会拉拢陈建仁入党,壮大英系力量,避免提前跛脚。
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只会让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只为权力,不为发展”感到失望。王建民说,如果矛盾不能调解缓和,中间的浅绿选民肯定感到失望,抛弃民进党。联合新闻网1月30日称,“派系共治”向来是比较斯文的说法,其本质与“分赃”差别不大,蔡当局美其名曰要组成“战斗内阁”来迎战2024年选举,但从“阁员”名单看,“充其量不过是透过资源分配来安抚党内各山头,潜台词是谁也别想造反”。《中国时报》称,从去年“九合一”选举以来,民进党选情处于危急状态,派系抢资源肯定抢破头,稍有闪失就会打破派系平衡,蔡英文寻求表面平衡的布局,恐引发更糟的失衡,进而冲击2024年选情。
不过,民进党向来把冲突表面化。岛内政治学者赖岳谦2月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称,新潮流系虽然在民进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民进党的玩法,他们基本上不会赢者全拿,“是拿大块的,他们走分赃政治”,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进党内部权力斗争很激烈,但大家都会留一条后路。蔡英文也曾在胜选后声称,“民进党可以竞争,但竞争结束了就是团结”。对于2024年选举,国民党仍要保持高度警惕。
首次全国大规模异地借考如何实现******
研考如期举行,考生不动、试卷动——
首次全国大规模异地借考如何实现
光明日报记者 陈 鹏
十多天后,2023年度硕士研究生考试将如期开考,本应出现在山东某考点的考生许莉现在还滞留在浙江湖州。
12月7日晚,教育部提出,对于当前仍滞留在报考点所在地以外省份、且返回报考点确有困难的考生,12月8日8时起,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提交借考申请。
看到消息后,许莉第一时间提交了借考申请,希望将考点安排在湖州。两天后,填报系统关闭。截至目前,许莉在研招网借考申请的状态是“待审核”。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457万人,根据多省份公布的信息看,2023年度考研人数的增长趋势不会改变。面对参考人数百万级的国家考试,首次全国大规模异地借考该如何实现?
全力以赴实现“如期考试”
教育部表示,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安全平稳”的原则,加强组织领导和条件保障,优化考生服务,高效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考试组织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如期考试”“应考尽考”“平安研考”的工作目标。
“新十条”实施后,跨省跨市赶考更为便利,但同时也可能带来疫情传播的风险,影响国家考试的安全、顺利。华中师范大学测量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胡向东认为,“异地借考实施后,部分就地借考的考生可减少旅途中的感染风险,也省下赶考的交通费用。”
对此,清华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传毅表示认同:“社会面病例数量的增加,会从不同方面对如期考研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借考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保障考生应考尽考,降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学生提供便利实惠。”
截至目前,借考申请以跨省借考为主,对于如何省内借考,各地政策不一。山东省原则上不允许省内异地借考;河南省和甘肃省须由拟借考地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审核同意;山西省则不安排省内跨市借考。
借考人数和涉及试卷数量“达到巨量”
实施异地借考,即考生不动、试卷动,操作难度到底在哪里?
据了解,考研科目分为统考科目和自考科目两种类型。政治、数学、英语等统考科目试卷类型一致,但是,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专业课考题,由高校自主命制,类目类型成百上千,是导致借考难度产生的主要原因。
“假设考生小马原定在考点甲考试,某大学已把自命题试卷寄到了该考点。因为疫情等原因,小马无法前往该考点,只能就近前往考点乙。因为,甲乙两个考点无法直接交换试卷。因此,可能有两种方法进行试卷传递,一是从考点甲寄送回报考院校,由报考院校再寄送给考点乙,但这种方法费时费力;二是发挥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统筹作用,由考点甲先把试卷上交给所在省的A教育考试院,由A省考试院交换给考点乙所在的B省考试院,再下发到考点乙,这种办法相对第一种更便捷一些。”王传毅介绍。
王传毅表示,“即使是第二种方法,假设一个考点有100人申请借考,每个省有100个考点,借考人数可能多达几十万,工作量也非常大。”
刊发在2022年第9期《中国考试》的《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面临的舆情风险及应对措施探析》一文提出,一直以来,人们对研究生考试命题的规范性与保密性关注度居高不下。尤其是自命题试卷,需要从招生单位送达考生手中,印刷分装、远距离调配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若采用传真或云端系统传送则会挑战自命题试卷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曾长期在省级教育考试院工作的胡向东透露,近年来,研究生考试实行了精细化管理,试题包装规格齐全,可调度的空间增大。事实上,异地借考也有实践基础。“为方便考生,一直有零星的借考发生。”
胡向东介绍,“去年,因为受疫情影响,浙江和陕西为保障省内考生如期考研,探索尝试借考模式,并成功为几百名考生提供就近借考的机会,经历了大规模调卷、精细化复核的全过程。”
2021年,浙江省有15.8万名考生,共有12000多种考卷。异地借考有400多名考生。短时间内,在原先90个考点基础上新增了96个考点、400多个特殊考场,考点数量翻倍,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所有调卷工作。
“根据这一数据推算,今年全国范围内异地借考人数和涉及试卷数量,将会达到巨量,组考压力可想而知。但由于前期积累的调卷经验,今年的大规模招考也不是‘无准备之仗’。”王传毅说。
王传毅介绍,“由于试卷调换必须万无一失,借考考生数量增加对各地考场及监考人员的安排,也提出了较大挑战。必须高效精准地完成试卷调换复杂周密的流程、细碎精密的考研组织工作。”
精准化双向复核,确保试卷调换寄送无误
“异地借考的背后需要考试管理部门、高校等作出巨大努力并承担更大风险。因为会带来更多的试卷传递、更容易造成差错,这就要求相关高校和部门工作进一步精准化。”胡向东提醒。
王传毅建议,应建立专门的大数据平台,为借考信息统计和试卷调换提供坚实数据支撑和算法支持;建立专门“应急通道”,为应急传输加密试卷提供支撑,一旦出现试卷寄送中的失误,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确保考研如期顺利进行。
“院校和省市考试院应加大考务人员投入,确保应对借考工作的人员充足,同时应对试卷的调换、寄送,实行多单位的双向复核机制,每一环节至少安排2名以上的工作人员相互校验,确保试卷调换寄送工作无误。”王传毅说。
此外,王传毅认为,“因试卷按秘密管理,而且工作量巨大,教育部门不公布运作细节,但希望考生和社会予以充分理解和信任。考生也应该放松心态,使注意力更多地关注于备考本身,相信各级教育部门和院校能够为考生异地借考、如期应考提供坚强保障。”
“眼下,研考全国统考科目与高校考试科目并行,试卷机要传递量大面广、风险大的问题显而易见,异地借考的推行,将为下一步研招考试改革开拓思路,积累更多的经验。”胡向东说。
(本文所涉及考生采用化名)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3日 08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