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第五届海峡两岸暨港澳无人机航拍创作大赛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资料图片
真情关爱温暖人心
“这里和台湾的营商环境很不一样,不仅内外销都方便,供应链成本也低,更重要的是政策利好。”纪伟祥说,疫情期间,政府出台了社保免缴、贷款延期等一系列惠企政策,自己的企业都有享受到。
而当地台办、街道办的关心关爱,也让这位25岁的台青感动不已。纪伟祥的父亲2016年在深圳患病去世,当时年仅19岁的他正在台湾读大二,原本打算毕业后留在台湾的他不得不往返深台两地,全力以赴帮母亲撑起父亲留下的工厂。“那时又刚好赶上当地要修高架桥,工厂要迁址,我和母亲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幸好龙岗区坪地街道帮我们寻找到了合适的厂房。”纪伟祥回忆说。
2022年,他凭借此前的积累开设了一家新材料领域的创业公司。龙岗区台港澳事务局得知后,经常主动跟他讲解最新的创业政策,在他们的帮助下,纪伟祥顺利申请到了几万元的创业补助。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深圳不仅积极落实国台办、广东省台办的相关惠台政策措施,帮助台企转型升级和扎根深圳,还积极开展“惠台暖企”行动,通过调研、座谈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碰到的困难,第一时间协助企业解决合理诉求,帮助台资企业良性发展;经常举办海关、税务等系列政策宣讲活动,为台胞个人和企业提供指引,并针对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一项一项推动解决,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实实在在的关爱和帮助让深圳的台青们不再孤单,“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脍炙人口的口号也印入他们的心田。“我们在创业途中接触到不少台商协会、台办和台港澳事务局的干部,他们就像长辈和朋友一样亲和。这几年因为疫情,餐饮行业尤其不容易,为此他们经常自掏腰包来‘帮衬’,比如加班时叫我们家的外卖,或者下班后专门来买走一大袋面包。”刘天庭说,这让他心里暖暖的。
2022年2月,在深圳的台湾青年制作汤圆庆祝元宵佳节。资料图片
广阔天地让年轻人大展身手
“设计能快速帮助产品融入大众视野,更易于让大家接受。”在2022年深圳中芬设计园举办的海峡两岸青年创客论坛上,来自台北的设际邹工业设计合伙人涂惟甯在演讲中激情昂扬地分享着自己的创业心得和未来愿景,“希望我们的设计有一天能代表中国设计。”
近年来,像涂惟甯一样选择来深发展的台青越来越多。在广东良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艺龄看来,她的客户种类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趋势的变迁。
“15年前我刚来深圳时,300多人的律所只有我一个台湾员工,服务的也大多是大陆企业。现在我的客户有越来越多的台商企业,包括很多科技创新型、服务型、咨询类、餐饮类企业。”张艺龄感慨,这些年来,她还亲眼见证了台大深圳校友群从十几人发展壮大到数百人,深圳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受到创业型台青的青睐,逐渐拓展为职业型台青的理想目的地。
“特别是很多海外留学的高端科研人才和专业人士,也喜欢来深圳发展。”张艺龄认为,如今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深圳本身的发展土壤非常肥沃,产业基础、政策条件好,资本市场活跃;另一方面是这里拼搏奋斗的氛围特别适合有理想的年轻人来打拼。
纪伟祥也表示,深圳的舞台很大,无论什么行业,在这里是和全球最强的公司在竞争,而拼搏奋斗的深圳精神让年轻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在想着如何变得更好。
正是在这种拼搏的氛围下,短短两年间,纪伟祥已经迅速掌握了研发、生产、财务、管理等事务,将公司全盘接手。然而他并不就此满足,决心继续尝试挑战——今年要把在台湾和其他合伙人创办的公司迁过来。“长远来看,纯粹做来料加工并不稳妥,必须要做大做强,向产业链方向进发。”
台青们踊跃参与先行示范区的建设也反映在数据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深圳累计引进台资企业7753家,引进台资145.58亿美元,现存3941家,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台企8家,涵盖了集成电路、精密制造、生物科技、文化创意等行业。
两岸交流为台青提供更多选择
“我已经将深圳列为今后立足发展的首选城市。”在参加了2022年台湾青年深圳实习活动后,西南财经大学台湾省籍学生陈琦帧说。这次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实习也给东海大学台湾省籍学生张皓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有机会我一定要再来深圳,也希望更多台青来深实习及发展。”
为了加强两岸青年交流,2016年以来,深圳每年暑期都会大规模组织接收台湾青年前来实习,累计发布3000余个实习岗位及1000余个实习衔接就业岗,先后吸引了近1000名台湾大学生;结合台湾人才特点,突出在金融、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深圳优势产业提供优质实习岗位,为毕业生和企业创造双向选择的平台;对所有来深实习台青提供“亲情服务”,印制《台湾青年来深交流指南》,为台生提供交通卡、意外保险,协调解决银行开户等,开展资讯专题宣讲,强化“资讯连接”,帮助他们更好融入深圳的工作生活。
浓浓的亲情氛围和良好机会,吸引着台青们从想来“看一看”,到想要“待一段”,继而选择“留下来”。
“我和太太2015年来深圳时,这边没有一个亲戚朋友,也没有其他认识的台湾人,现在已经有了超多关系很好的大陆朋友。这里包容的氛围和追求卓越的奋斗情怀,让我们有了许多职业上的追求和想去突破的领域。”刘天庭说,“就算以后二次创业,我们也还是会选择深圳。”
如今,张艺龄为许多台青提供创业辅导和法律资源平台,用她的话说,“我已经是深圳人了”,她宛如台青朋友们眼中的“哆啦A梦”,不管是创业政策、法律疑问,还是生活上方方面面的问题,大家都会找她,她也在全力帮助台青们积极融入这座年轻的城市。
“我从两年前开始帮忙做实习生辅导的工作,带过的台青大部分都是自己主动来深圳的,他们的思维无一例外变得更加宽阔。我真的想对更多台青们说,来这里看看吧,在深圳你可以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纪伟祥说。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0日 12版)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