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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党旗在新征程上高高飘扬——《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诞生记******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题：让党旗在新征程上高高飘扬——《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诞生记

　　新华社记者张旭东、杨维汉、黄玥、罗沙

　　伟大的政党，团结奋斗向前进；

　　光辉的党旗，与时俱进向未来。

　　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百年大党历经百年奋斗，恰是风华正茂，正带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驶向光辉的彼岸。

　　2022年10月22日上午，北京，晴空万里。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持下，2338名代表、特邀代表以举手方式郑重表决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布，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这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的时刻，是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心声和共同意志的充分表达。大会一致同意把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写入党章；一致同意把党的初心使命、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内容写入党章；一致同意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写入党章；一致同意把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一致同意把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写入党章。

　　新时代新征程，光辉的旗帜又一次增添新的思想之光、真理之光，更加丰富厚重，更加充满活力，更加熠熠生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综合各方面意见、顺应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愿望，作出党的二十大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的重大决策，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政治品格

　　首都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的东侧，一座雍容大度、气势磅礴的地标建筑巍然矗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展览馆的展柜里，各个时期的珍贵党章版本引人注目。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作用。

　　2022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包括《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稿在内的拟提请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讨论的文件。

　　会议指出：“要把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明确新形势下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更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修改党章。现行党章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修改制定的。40年来，在保持党章基本内容稳定的前提下，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对党章作了适当修改，及时把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重大成果体现到党章中，使党章在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加强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党章的一次次修改，体现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时代特色；党章的一次次完善，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

　　近年来，不少党员和党组织致电致函中央有关部门，以亲历者、实践者、追随者发自内心感受，盛赞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建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推进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在党的二十大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

　　2022年1月，在党中央就党的二十大报告议题广泛征求意见过程中，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党组织向党中央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修改党章，事关战略全局，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复兴伟业，必须十分慎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修改党章高度重视，责成中央有关单位抓紧研究和论证。

　　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从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大局出发，作出党的二十大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的重大决定，并成立党章修改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工作。

　　党中央认为，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党的二十大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是必要的，也符合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愿。

　　——修改党章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的需要。党中央认为，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全党智慧，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取得新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把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写入党章，有利于全党增强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让这一思想彰显出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修改党章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党中央认为，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及时在党章中体现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利于全党同志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进一步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修改党章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需要。党中央认为，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通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把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写入党章，有利于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修改党章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需要。党中央认为，党的二十大将全面总结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全国各族人民新期待，制定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在党章中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

　　党章修改小组有关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介绍，针对党章修改工作，党中央确定了这次修改党章的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保持党章总体稳定，只修改那些必须改的、在党内已经形成共识的内容，努力使修改后的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体现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确定和坚持这样的原则，既有利于实现党章的与时俱进，又有利于保持党章基本内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维护党章的权威性。

　　5月30日，北京中南海。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小组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党章修改工作正式启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关定向，推动党章修改过程成为坚持党的领导、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的一次生动实践，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今年8月的一天，当时正在单位忙工作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党的二十大代表杨宇，接到了参加党章修正案稿征求意见座谈会的通知。

　　杨宇说起参加党章修改讨论的情景时仍十分振奋：“那次会议气氛很热烈、很民主，大家带着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思考，就党章修改充分讨论、各抒己见。”

　　杨宇深切体会到，党章修改的过程，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过程，凝聚了广大党员的智慧，体现了广大党员的愿望和心声。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章修改工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以优良的作风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扎实推进党章修改工作顺利进行，努力使修改后的党章更加适应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符合党心民心的好党章，经得起历史、实践、人民检验。

　　——这是坚持党的领导的生动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在党章修改重大提法、重要节点上把关定向、把脉问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力亲为，自始至终关心指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先后11次主持召开中央相关工作会议，研究党章修改工作、审议党章修改相关文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对党、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党章修改工作。

　　“党章修改工作是党的二十大文件起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7月21日、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审议党章修正案(送审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经验和理论概括体现到党章中，使之转化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和共同遵循，把党的二十大报告稿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举措和这些年来实践证明是成熟的经验研究吸收好。习近平总书记还对做好党章修正案下发各地区各部门征求意见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9月7日、9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党章修正案(讨论稿)，强调要根据会议审议意见抓紧修改好相关文件，要求在提请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审议前，对各地区各部门反馈的意见再研究再吸收，在提法表述上作认真打磨，做到思想观点准确、新增内容稳妥、文字语意精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并通过了拟提请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讨论的党章修正案稿。

　　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期间，10月11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根据全会意见和建议作出修改后的党章修正案稿进行审议，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做好党章修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二十大期间，党章修正案稿吸收与会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10月19日晚，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党章修正案修改情况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

　　——这是发扬党内民主的生动实践。党章修改工作坚持把发扬党内民主体现在各环节各方面，是否修改、修改什么、如何修改，都充分听取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见，尊重和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从中央领导同志到各地区各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再到党的十九大代表、新选出的党的二十大代表、基层党员干部，都一同参与到党章修改工作中，使这次党章修改成为发扬党内民主的一次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章修改征求意见工作，6月上旬至8月下旬，先后亲自主持召开5场座谈会，当面听取各省区市、军队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意见，同大家就党章修改问题深入进行研究。

　　5月27日，党中央就党章修改工作向各地区各部门下发征求意见通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通知要求，精心组织座谈，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一份份建议、一条条意见，汇聚到党的中枢。

　　6月中旬，各地区各部门先后报送了108份书面报告，一致赞成对现行党章作适当修改并保持党章总体稳定，完全赞同党中央确定的修改原则，共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1929条。

　　8月4日，党中央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同党的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一道印发各地区各部门。这次征求意见，各省区市、各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解放军各大单位和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党员负责同志，有关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金融机构和高等学校党员主要负责同志，党的十九大代表和新选出的党的二十大代表全部参加了讨论，直接参加讨论的有4700多人。

　　8月下旬，各地区各部门向党中央报送了108份书面报告，一致赞成党章修正案征求意见稿所作的修改。一致表示就党章修改工作多次征求意见，是党中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具体体现，是集中全党智慧的重大举措。一致认为党章修正案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上取得的新成果，较好反映了各地区各部门比较集中的意见。修改后的党章，党的领导更加凸显、思想理论更加充实、使命目标更加明确、制度体系更加科学、管党治党更加有力。

　　——这是集中全党智慧的生动实践。党章是我们党理论和实践的结晶，每一次修改都是对实践发展和理论发展的集中概括，每一个提法、每一个表述都要突出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这就要求党章修改必须有效集中全党智慧，做到积极稳妥、务实严谨、精益求精。

　　“要本着适当修改的原则，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普遍要求修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就改，不成熟的意见不改，可改可不改的原则上不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章修改过程中反复强调这一重要原则。

　　每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党章修改方案后，党章修改小组都第一时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会议提出的重要意见。

　　每一条意见都要精心对待、每一处修改都要反复推敲、每一道程序都要认真履行、每一项工作都要及时到位，这是党中央的要求。

　　5月30日，党章修改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一结束，来自中央多个部门的工作班子成员就来到驻地，落实工作安排，明确具体任务、时间进度和工作要求；强化理论武装，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提高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

　　6月中旬，对各地区各部门报送的报告夜以继日认真进行梳理，形成了700多页、36万多字的意见汇总本。

　　一条一条认真研究，一项一项仔细推敲。

　　在深入研究各地区各部门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章修改建议方案，对党章共作出48处修改，采纳或体现意见1447条。

　　8月下旬，对各地区各部门反馈的党章修正案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和建议进行逐条梳理，按照党中央确定的原则，适当吸收比较集中的意见，对党章修正案作出6处修改，其中新修改4处，对上一轮修改内容的修改2处。

　　10月9日，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同志认真研究和讨论党章修正案稿，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同时给予高度评价——

　　有的同志说，党章修正案稿充实了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实现了党章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有的同志说，仔细阅读了党章修正案稿，感到理论成果丰硕、目标任务清晰、内容修改准确、管党治党很严，相信一定会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0月11日晚，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召开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方案。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提请党的二十大审议。

　　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各个代表团的代表、特邀代表，对党章修正案进行认真审议。代表们普遍认为，党章修正案顺应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集中全党智慧，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体现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为规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行为、指导党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指南，有利于全党更好地学习和遵守党章，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同时，代表们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和建议，党章修改小组又进行了修改。经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再次提请代表们审议。

　　修改党章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党章修改工作认真落实党中央确定的原则，坚持科学严谨的作风，对每一处修改甚至是一个标点符号的修改，都做到反复琢磨、反复研究、反复斟酌，力争准确、恰当、到位。在修改过程中，先后形成30多份党章修改稿，为提出适应推进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需要的党章修正案提供了坚实基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把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写在党的旗帜上，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守正创新的使命担当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都有不少新的重要经验和理论概括，应当体现到党章中，使之转化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和共同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党章修正案稿时作出重要指示，并强调：“这对于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更好领导党和国家事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共修改50处，其中总纲部分的修改37处，条文部分的修改13处。

　　在10月22日的大会闭幕会上，辽宁省绥中县北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孙国华代表将手举得高高，为党章修正案郑重表达自己的完全赞成。

　　“党章修正案是党的自我革命的体现，是党的初心使命的写照。我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章每一处修改内容，带头贯彻好党章。”孙国华说。

　　党的二十大代表一致表示，党章的每一处修改，都凝结着全党的智慧和心血，体现着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上的新成果，蕴含着对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

　　——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把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写入党章，是这次党章修改的一个重点。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党章总纲部分据此作出相应修改，进一步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定位，以更好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

　　代表们一致认为，在党章中充实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定位的内容，反映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和真诚愿望，有利于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好发挥这一科学理论的根本指导作用。

　　——充分体现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新要求。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一系列伟大成就，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据此，党章修正案增写了党的初心使命、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内容，并在总纲中单列一个自然段。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通过斗争取得的。党章修正案增写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内容。

　　代表们一致认为，作这样的修改，对于激励全党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代表党和人民作出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庄严宣告，党章据此作出相应修改。

　　代表们一致认为，调整这些内容，有利于全党全面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聚焦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意志和力量。

　　——充分体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举措。

　　党章修正案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和人民事业长远发展的高度，调整完善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方面的相关内容，充实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方面的内容，充实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统一战线、外交方面的内容，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方方面面。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坚定不移贯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都是党的创新理论的具体体现。

　　代表们一致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把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写入党章，有利于全党团结一致、勇毅前行，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充分体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党章修正案增写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内容。代表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党的根本大法中充实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容，对于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具有重大意义。

　　打铁必须自身硬。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党的建设取得许多新的重大成果和成功经验。

　　在总纲部分，增写了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不断健全党内法规体系等内容；将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写入党章，使党的建设内容更加丰富、举措更加务实、要求更加严格。

　　在条文部分，增写学习党的历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党员应尽的义务；顺应基层呼声，增写加强医院党的建设的内容，明确街道、乡、镇和村、社区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完善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的职责任务；增写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内容，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完善党的纪律相关内容，明确派驻纪律检查组的范围，充实纪委的主要任务和党组的职责定位……

　　代表们普遍认为，增写这些内容，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有利于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章，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映射出一个矢志民族复兴伟业政党的强烈责任与历史担当，它将引领新征程、开辟新天地、走向新胜利。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党章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要求全党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觉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大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自觉地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