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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玛雅彩票代理2023-12-22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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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辛翔飞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阶段，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生产供给。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低，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的稳固，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政策目标，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需坚持一体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推进，确保政令一致，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的原则，确立明晰的政策目标和时限，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的地区，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三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

新媒体时代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思考******

　　国际传播能力是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如何加强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首先要解决好中国故事“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的现实问题。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媒体的广泛渗透，不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我国在国际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发生巨大转变，全面、深刻地影响着当今国际传播格局及未来走向。

　　国际传播主体趋于多元化和广泛化

　　从媒体讲故事到全民讲故事。在传统媒体时代，报纸、电视、广播、期刊等主要传播媒介是讲述中国故事的主要渠道。由于时间、空间、资源、成本、技术等多方面原因，传统媒体议题设置较为严肃、传播方式比较单一、社会组织及群众的参与度较低。而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国际传播处在一个更为“自由开放、多元平等、多向交互”的网络空间，数字化媒体有效解决了传统媒体时空受限、资源集中、成本高昂等问题。新媒体平台的大量涌现和快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还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受关系，人民群众不再只是信息接收者，还成为体量最大的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总体而言，我国借助新媒体开拓国际传播新局面具有两大优势：一是我国的互联网用户基数远超其他国家，普及率也领先于全球水平，这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提供了群众基础；二是全球互联网普及率增速迅猛，网民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中国故事所辐射的受众面将越来越广。简言之，在新媒体时代，讲中国故事的人和听中国故事的人越来越多，人民群众将在国家形象建设和国际传播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主体作用。

　　从中国讲中国故事到世界讲中国故事。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打破了传统媒体单向灌输的模式，还颠覆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独家垄断的局面——一方面，为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外交流传播开拓新渠道；另一方面，也为世界各国政府及人民宣介中国创造新机会。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信息被高度碎片化、去中心化、冗杂化，信息来源变得复杂多样，国际社会对于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领导人、社会组织，以及明星、网络名人甚至是普通群众通过网络平台发布的关于中国的言论，都可以为我所用，为塑造我国国际形象提供助益。

　　在某种程度上说，相比于中国讲述自己的故事，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或许可以成为国际传播中出奇制胜的一招。一方面，以国际社会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可以促进中国文化输出方式从刚性向柔性输出转变；另一方面，可以拓展消息流通渠道，扩大故事的覆盖面，真正做到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认识、了解中国。以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例，英国广播公司、泛非通讯社、印度时报、美国道琼斯通讯社、巴基斯坦国际新闻社等世界各国主流媒体都进行了相关报道，各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通过网络平台向中国政府及人民表达祝贺，中国成功消除贫困的消息迅速辐射至全球，成为热议度最高的话题之一。由此可见，新媒体背景下，在开放性的网络平台上，让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既是中国扩大对外传播效力的方法和策略，也是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与结果。

　　国际传播内容趋于简明化和微观化

　　为充分体现我国文化观、价值观、发展观，建立良好国际形象，传统媒体通常会选择宏观立意深刻、最具国家代表性的内容作为国际传播的内容题材，例如以国家政治改良、历史演变、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经济建设等为主题的著作、影视剧、纪录片等。不可否认，这类知识产品不管是在过去、当下，还是未来，都具有重要的传播价值和积极的引导作用，但这类内容在新媒体传播生态中并不具备流量竞争优势。

　　受当下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方式的影响，网民接收信息的习惯逐渐趋向碎片化、浅表化和娱乐化，且追求效率，因此，内容充实且精简凝练、信息丰富且直观明了的形式在吸引流量方面占据明显优势。伴随全球掀起的短视频热潮，“微创作”已成为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的主流形式，用户通过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上的社交软件即可完成内容创作、上传及阅览，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

　　相比以往官方严肃的对外宣传风格与内容题材，如今多元化的传播主体丰富了内容创作的视角，生活化、亲民化的内容为广大网民所喜闻乐见。以微观视角为切口，通过鲜活的画面反映我国人民生活日常，通过见微知著的方式让国际社会切实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国社会的进步。

　　以李子柒为例，她作为一位短视频内容创作者，凭借优质内容在国际上成功“出圈”，其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与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相当。然而，观其内容题材，并未直接宣扬中国文化，而是以中国传统美食等为主线，从小农户的视角围绕衣食住行做文章，描绘出一幅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图景。国外网友纷纷表示，李子柒视频中呈现的中国乡村风情和传统文化令人心驰神往。正如央视新闻的点评，李子柒没说一个夸中国好的字，但却讲好了中国故事。优秀短视频作品足以担当起文化输出的重要使命。

　　国际传播方式趋于互动化和精准化

　　从单向灌输式传播到多向互动式传播。信息的单向灌输是指信息从发出端到接收端单向流通，且在传播过程中内容不会出现增加、删减或变动，这是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最大的特点之一。新媒体传播则大不相同，信息在网络上流通时，网民可以通过转载、评论、发送弹幕、点赞等方式实现与信息发出者及其他信息接收者不限次数的实时交流，进而形成多向互动的传播模式，所有互动内容都会被平台记录并公开呈现给后续观看的人。这意味着，信息在流通过程中会因为多方的互动参与不断累积，受众可以从他人的评述或与他人的讨论中获取新信息；传播主体可以通过各种数据实时监测内容的传播效果，并从受众的反馈中总结经验，为以后的内容创作提供借鉴。

　　从“广撒网”式传播到精准传播。内容再优质，如果传播不精准也会造成无效传播，达不到文化交流的目的。网络信息技术成功打破了信息产品难以匹配潜在受众的窘境。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新媒体平台可以进行用户画像，分析不同国家不同受众的特征、喜好和需求，推送满足用户需求的信息，从而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

　　促进新媒体赋能国际传播的思考与建议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参与故事创作、分享与传播，世界也能通过新媒体平台了解更多中国故事。因此，促进新媒体赋能国际传播，对传播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推动我国外宣实践不断开拓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引导更多群众参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新媒体技术和平台为大众参与国际传播创造了机会和可能性，但如何激发群众主动参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要想发挥国际传播中的群众力量，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人有意识地参与文化产品创作。例如以企业、机构、学校等为单位组织文化产品创作比赛，并按照员工或学生的特殊需求予以相应的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再如开设国家级文化产品网站，公开表彰和展示优秀文化产品，从而激发民众的创作动力等等。

　　建设人才队伍，为国际传播事业打造主力军。让群众有能力创作出有价值的文化产品是发挥群众传播优势的关键。大多数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的内容都具有即时性、零散性、随意性的特点，内容缺乏深度、文化价值导向不明显、表现手法不够成熟、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要想真正发挥群众的文化传播价值，就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培养新媒体传播人才，优先打造传播主力军，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内容指导、技术培训、文化教育、资金扶持等，为大众参与对外传播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不断挖掘新的人才，少数带动多数，逐渐壮大人才队伍，促进广大群众切实参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

　　建立传播效果监测与评估机制，为改进国际传播路径提供经验借鉴。建立系统化、标准化、定向化的效果监测机制与评估机制对于促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在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下，国际传播的主体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多样，覆盖更加广泛，整个传播体系更为复杂和庞大，有必要通过系统监测传播效果来把控国际传播的整体方向，把握网络舆论环境的整体态势。通过建立统一的传播效果评估标准，引导和规范政府和民间的文化产品创作，借助大数据收集海内外受众的评价与反馈，分析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发展现状和现存问题，不断总结文化传播经验，为日后改进和创新国际传播路径提供借鉴。

　　加强新媒体赋能，促进传统媒体在国际传播中更好发挥作用。新媒体是顺应全球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面对新兴技术的冲击，传统媒体必然面临转型和升级难关。尽管如此，传统媒体在某些方面依然具有独特优势。相比于新媒体，传统媒体发展时间长，拥有更深厚的市场基础、更成熟的传播理念和运作模式。此外，相较于流量大、流动性强、内容更迭快的新媒体平台，依托于传统媒介的国际传播产品往往内容更加饱满，更具思想深度，更有研究价值，也更容易打造品牌优势。因此，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迅捷、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的特点，加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赋能作用，借助新媒体运营加大对传统媒体产品的宣传，补齐传统媒体传播慢、流量小、覆盖窄、互动性弱的短板，充分调动传统媒体的资源力量，更好地发挥传统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作用。